“皆婚社会”走到了尽头。在日本，四分之一的男性和七分之一的女性终身未婚的时代已经来临。对年轻一代来说，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必需品。然而，仍有许多父母认定“结婚等于幸福”，父母替子女物色伴侣的“代理相亲”活动因此大受欢迎。
我第一次看到“代理相亲”这个词，是在某女性周刊的网上专题报道里。记者从父母的视角出发，将他们的行为定性为“一心为子女的幸福着想”。然而看完文章后，我的心情却不太痛快，甚至想质问“有必要为结婚做到这个地步吗？”“父母是不是管得太宽？”。不过，日本的父母确实对子女的婚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我的父母每年也会问一两次“你打算结婚吗？”。
其实我也不想让父母担心。有一次，我与他们一起参加表妹的婚礼。父亲喃喃道：“我也希望搀着新娘走红毯。”听到这话，我生出了些许愧疚。但父母很理解我，从来不逼迫我。因此我几乎没感觉到催婚的压力。
二〇一七年六月的一个星期天，两百多名中老年人涌入东京站附近某栋办公楼的会议室。那里是代理相亲会的会场，到场者均为替单身子女物色对象的父母。真正的主角，其实是并未现身的子女。
主办方提前发了一份表单，列出了所有参加者子女的情况，如职业、学历、身高体重、有无可能派驻外地、择偶标准等，父母们可以找感兴趣的对象详谈。
这场相亲会由总部在东京的住宅建筑商三泽房屋旗下的子公司“Media MG”主办。早在数年前，他们就启动了专做代理相亲的“良缘会”项目。截至二〇二〇年十月底，从首都圈到北海道再到福冈，Media MG已经在日本各地举办了约一百九十场活动，吸引了三千人次到场参加。仅主办方了解到的，就有五十多对男女通过活动进入婚姻。参加这种活动只需支付一万日元左右的入场费，无须额外的会员费与成婚费。Media MG的石丸早见参事表示：
“通过我们的活动走到一起的夫妇在购房或装修时，或许会考虑我们母公司的产品。而且从父母的角度看，三泽房屋是有名的公司，有一定的信誉保障。我们不靠相亲活动赚钱，相当于是做了为大家牵线搭桥的志愿活动。”
如果某人真的通过三泽房屋子公司举办的相亲会找到了伴侣，确实易产生“找他们盖新房以示感谢”的想法。
相亲会的“主角”年龄跨度不小，男性在二十五至五十一岁之间，女性在二十四至四十五岁之间。父母一起到场的不在少数，甚至有人专程乘飞机从北海道和九州远道而来。项目协调员小林美智子告诉我：“现在这个时代，遇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很不容易。父母最了解子女的性格，由他们出面参加活动能帮子女增加结识异性的机会。”
如果双方父母聊下来觉得合适，就会交换照片和简历，各自带回家。子女若有意进一步接触，便可以见面了。
代理相亲会上，一位帮儿子物色对象的父亲表示：“我儿子年薪七百万日元，但有可能会被调去外地。”女方母亲听了便未与他交换简历，并态度干脆地说：“我就这一个女儿，不打算让她嫁去东京以外的地方。这种话还是得事先讲清楚，免得以后闹矛盾。”
一位替儿子相亲的母亲跟前排起了长队。原来她的儿子是东京大学毕业的国家公务员。女方家长纷纷上前，宣传自己的女儿，场面如同选秀。“我女儿厨艺很好”“他们的爱好应该差不多”……一位家长的女儿在大企业工作，男方母亲便问：“我儿子很忙的，像男人一样全职上班的女人不适合他。你女儿可以辞职吗？”
另一位替三十多岁的大儿子相亲的父亲抱怨道：“在这种地方，高中学历基本没人瞧得上。”看来男性的人气与他的学历和收入成正比。这或许也体现了女方父母的一片苦心，毕竟他们都希望女儿衣食无忧。
一位七十二岁的母亲想为四十八岁的儿子找个二十多岁的对象，照着候选人名单一家家交谈。因为年龄大小差距太大，她处处碰壁，但仍不放弃。“我儿子长得年轻，而且年纪小的媳妇能给我生两个孙子。”
我请她把儿子的照片给我看看。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与其年龄相符的面孔，看上去还有些内向。
于是我说：“找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也许更聊得来。”她却回答：“那就成高龄产妇了，都不知道生不生得了孩子，娶回来有什么意义。”
在普通的婚活中，这样的“昭和式价值观”通常暗藏于平静的表面之下，在这里却暴露无遗。
不经意间，我看到了一张摆在桌上的照片。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士站在樱花树下，西装革履，面带微笑。他的母亲告诉我说：“这张照片是专门为相亲会拍摄的。拍照的地方也是儿子跟我商量着选的。儿子很信任我，说‘妈妈看中的人一定没错’。”
据说，参加代理相亲会前，父母必须事先征得子女同意。毕竟双方父母只负责“牵线搭桥”，接下来才进入真正的考验。
在围绕“婚难”进行的采访中，关于代理相亲的部分最令我费神。因为，尽管并没有恶意，但参加代理相亲的父母都认为不结婚等于大逆不道。有一次，一位母亲问我：“你还单着呢？我看你年纪跟我儿子差不多（事实上差了十岁），要不然你们见面聊聊？”
那位母亲一听便叹气道：“做女儿的应该早点穿上婚纱，生个孩子让父母高兴。跟男人一样拼事业，连婚都不结，太不孝了！”
第一次见面就被扣上了“不孝”的大帽子，令我震惊。如果说这种话的是自己的母亲，恐怕会相当难过吧。
在采访过程中，类似的情况屡屡出现。假如我当时正为结婚而焦急，或是父母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这个采访或许就进行不下去了。
接下来，我会介绍几位在采访过程中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受访者。起初，我对替子女相亲的父母抱有疑问，但随着采访深入，我逐渐理解了他们盼望子女幸福的苦心。至于子女内心的挣扎，作为单身者，我更是颇有共鸣。
经由良缘会，我认识了家住东京的小仓母女（均为化名），对她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跟踪采访。
母亲良枝（六十六岁）是个体户，经营着一家小店。她性格开朗健谈，欣然同意接受采访，对我无话不说。当然，她也有心地柔软的一面，聊起生病做手术的朋友时还会掉眼泪。
首次采访良枝后，我又和她的女儿芽衣（三十六岁）聊了聊。她与我年龄相仿，性格与母亲截然不同，比较内向。起初她似乎有些放不开，但聊到兴趣爱好时，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为了了解母女俩的真实想法，采访是分别进行的。
良枝参加过不少代理相亲活动，二〇一七年六月那场由良缘会主办的相亲会也是其中之一。一个月后，她发现自家信箱里多了一个白色信封，不禁叹气。
良枝与丈夫小仓充（七十三岁）在东京郊外经营食品店，女儿芽衣平时也帮家里打理生意。白色信封里装着芽衣的照片和简历，是参加相亲会时与男方父母交换的。因为其中有大量的个人隐私，对方如果拒绝就需要原样退回。里面还附了一封措辞礼貌的信，说道：“犬子配不上令爱，这次的事就算了吧。”
因为女儿比较内向，不擅交际，良枝与丈夫十年前就开始替芽衣物色对象了。二十多岁时，芽衣曾和食品店顾客介绍的男友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却没能顺利结婚。六年前，父母开始参加代理相亲活动。芽衣见过几个通过活动认识的人，可多数时候还是像这次一样，尚未见面就被拒绝。父亲曾给中意的男方的父母写信，明知这么做有些失礼，却还是想为女儿创造机会。
芽衣毕业于一所职业学校。良枝看着被退回的简历，垂眼说：“要是他们能多关注人本身，而不是只看年龄和学历就好了。”
良枝是在二十一岁那年与充结婚的，当时充是与她有业务往来的公司的职员。婚后，她先后生下了儿子（现在四十四岁）和女儿芽衣。
“虽然一路走来很辛苦，但生儿育女的经历让我们成长了许多。希望女儿也能结婚生子，过上普通却幸福的生活。”
她很担忧芽衣的未来。儿子在二〇一一年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女儿一直和父母一起生活，精神和经济层面都没有独立。万一父母哪天不在了，女儿一个人孤零零的怎么办？良枝认为替女儿找到伴侣是唯一的处理方法，愈发为此焦急。
他们也经常听到周围人的批评。“父母不该干涉孩子的婚姻。”“至于做到这个地步吗？”
良枝也感到矛盾，怀疑是不是让女儿自己去闯荡人生更好。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觉得自身的出发点是期盼内向的女儿能收获幸福，认为这是最纯粹的父母之爱。
芽衣高中上的是女校，毕业后又进了一所女生居多的糕点职校，所以不太擅长与异流。朋友曾带她去参加联谊，可她无法适应那种气氛，只想赶紧回家。二十七岁那年，父母为她安排了对象，二人很快就订了婚。但最终出于种种原因，两家经过反复商量，还是取消了婚约。
“我也不确定自己喜不喜欢他，但有种被侮辱的感觉，很是难受。”芽衣如此回忆。
三十岁后，父母考虑到她的将来，不断为她介绍相亲对象。实际见面后，她却遭遇了无尽的失望。有的相亲对象明显表现出对她不感兴趣，有的相亲对象在约会时迷了路……甚至会出现过话不投机，对方只待了半小时就告别的情况。
至今为止，她都没有遇到过感觉还不错的男人。而最近甚至几乎都是还没见面，她的照片和简历就被退了回来。简历展示了她居家、贤惠的一面，比如“上烹饪班”“喜欢做手工饰品”。她没办法理解男方为什么连面都不见就直接拒绝。
芽衣理想中的对象是“年龄比她稍大、没有婚史、有共同语言、不抽烟”。她想成为家庭主妇，生儿育女，所以希望对方收入稳定。然而她平时只帮家里打理生意，不在外面上班，很少有机会结识异性，也没有心仪的人。所以她很感谢父母代替内向的自己相亲。
母亲平时很少催促她结婚，但有一次随口说了句“我跟你一样大的时候正忙着带孩子呢”。听到这话，芽衣用有些生气的语气回复：“你是你，我是我。”
也许会有的人觉得，良枝和丈夫对女儿的关爱有过度保护之嫌。起初，我也把他们与那种帮孩子写暑假作业的父母联想到了一起。可他们之所以想尽一切办法替女儿安排相亲，也是为女儿的未来着想。
一年后，我再次采访芽衣，却发现她不太愿意谈起代理相亲。我猜测是相亲不太顺利，事实也正如我所料。
二〇一七年九月，良枝终于为女儿争取到一次面对面相亲的机会，这离她上次相亲已逝去许久。双方的母亲都到场了。对方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公务员，良枝对他印象很不错，觉得他很会说话。然而，男方此后并没有再约芽衣。
良枝还找了婚介机构。可是尽管芽衣还不到四十岁，介绍过来的却都是五六十岁的男人。良枝曾把其中一份简历拿给芽衣看。芽衣断然拒绝，说：“我不是工具。”良枝反省，芽衣可能感觉自己为了让她结婚，不惜让她伺候年纪比她大得多的男人，于是不再勉强芽衣。再收到类似的简历，她也会直接退回。
近年，身边因病去世的亲属和朋友慢慢的变多。良枝不由得想：“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得尽快帮她找到对象。”
良枝的焦虑与日俱增。她与丈夫商量后，打算给芽衣报个兴趣班，因为芽衣擅长手工，喜欢自己制作饰品。与其让她一直待在家里，不如出去走走，或许能结识异性——尽管这样的机会很渺茫，他们也不想放过。但芽衣似乎并不领情，最近一听到诸如“结婚”“相亲”的字眼就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不耐烦地说“又来了”“我受够了”。
良枝很后悔没在女儿年轻时为她物色到对象，现在也仍旧没办法死心。她预测，如果他们夫妇二人去世了，经济和情感上都不独立的女儿只能终日以泪洗面。
早纪子性格稳重，很会为家人着想。每次去她家采访，她都会一大早去百货商店采购本地特色糕点来款待我们，未来似乎也会是位好婆婆。然而，她对儿子的感情过于深厚，好像起了反作用。
“我儿子跟别人不一样”“结了婚才算男子汉”——早纪子随口说出的话，透露了她对孩子的真实期望。
小儿子行雄（四十三岁，化名）回到北关东的老家过盂兰盆节时，早纪子喜忧参半。见到阔别已久的儿子固然高兴，可她心里还是有些失落。
行雄在首都圈的一家工厂做零件管理方面的工作。他性格温和踏实，不爱喝酒，平时没什么机会认识异性。母亲每次打探他的情感生活，他都回答：“我没女朋友。”
为了帮儿子解决婚姻问题，早纪子的丈夫晃一（化名）五年前就开始参加代理相亲了。他还经常托亲属和朋友帮忙介绍。在英语兴趣班认识单身女性时，也会问对方是否愿意和他儿子见面聊聊。但没过多久，晃一一病不起，在二〇一六年一月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三岁。
早纪子依循晃一的遗愿，开始不遗余力地为儿子物色对象。她表示：“希望儿子也能像我们一样，过上与伴侣相互扶持的幸福生活。”不论亲戚、朋友，还是丈夫的老同事，她逢人就嘱托这件事。
行雄并不主动参与婚活，也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结婚意愿。但父母给他介绍相亲对象时，他从不拒绝。
二〇一六年五月，行雄带当时的女友回了一趟家。女友三十多岁，是早纪子托熟人介绍的。为避免失礼，早纪子为这次见面独自排练了好几次。
实际见面时，儿子与女友的表情有些羞涩，但二人的关系似乎很亲密。早纪子十分欣喜，当天就打电话告知所有亲戚：“小雄的婚事快定下来了。”然而几天后，女方却跟行雄提了分手。
早纪子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行雄反复劝慰母亲，说和她没关系，但早纪子依旧很自责，觉得是自己表现得太过殷勤，无形中给对方施加了压力，吓退了人家。
“我本以为每个人到了年纪就会结婚。”早纪子叹息。她也尝试过调整心态，告诉自己或许父母不插手，子女反而容易找到缘分。但她仍然担心不已。她清楚自己的观念有些过时，可“结了婚才算男子汉”这句话还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行雄很孝顺，也懂得体贴身边的人，她不忍心看到他被人指指点点，背上“半吊子”“怪胎”的名声。
早纪子单纯希望儿子能够结婚，不强求未来儿媳与自己同住，或照看家族墓地。只要他们夫妻二人过得开心，不要孩子也没关系。
早纪子天天都会站在佛龛前，与亡夫分享当日见闻。她梦想有一天能够告诉他：“小雄终于找到比较合适的人了。”
受疫情影响，良缘会自二〇二〇年三月起停办了代理相亲会。毕竟参加者以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居多，而老年人的重症风险最高。面对面交流的相亲会也没办法避免密闭、密集和密接的“三密”情况。在无法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停办是不得已的选择。
从六月开始，良缘会启动了居家相亲会项目，足不出户也能交换简历。与面对面交流的相亲会一样，参加者会提前拿到一份写着所有子女职业、学历、身高体重等信息的表单。每家父母能够最终靠主办方最多向十人发出交换申请。之后，每家都会收到一份申请人名单。如果同意交换，就将简历邮寄给对方；此后双方若有意进一步接触，再面对面相亲。截至二〇二〇年十月，良缘会已经在首都圈、东海地区和日本西部举办了四次居家相亲会。据说首都圈的参加人数远超预计，达到了两百三十一人。正为女儿找对象的良枝也是其中之一。她很感谢良缘会的周到安排。“疫情这么严重，都不敢出门，能在家里参加活动太好了。”
许多人在此前的相亲活动中因年龄、学历、职业方面的短板频频碰壁，通过居家相亲会却发展到了面对面相亲这一步。有一位过去屡屡受挫的五十多岁女士，就成功借助相亲会和心仪对象见了面。对此，石丸参事表示：
“线下活动有时间限制，没法接触很多人，难免倾向于根据硬性条件筛选。但居家相亲会上，每家人最多可以向十个人发出交换申请，后期还能对照简历跟家人慢慢讨论，有足够的时间斟酌。时间和心态从容了，也许就非常容易产生‘机会难得，不妨接触一下看看，说不定有缘分’的想法。”
关于“代理相亲”的文章见报后，我们收到了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发来的信件。其中单身子女家长的来信格外多，大都是在问“能不能给我儿子（女儿）介绍个好对象”。也有人跟我们诉苦。一封字迹优美的传真如此写道：“我儿子京都大学毕业，工作体面，性格也好，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结不了婚，你们能帮忙查查吗？”这样的内容让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应对。
还有人请我们推荐让人信服的婚介机构。近年来，关于婚姻诈骗的新闻层出不穷。这个请求也体现出父母的用心良苦：他们盼望通过有媒体背书的机构帮子女物色对象。
与我们预期的一致，二十到四十多岁的年轻读者对代理相亲大多持批判态度。不过，也有人坦诚地表示“真羡慕有父母帮忙的人”“这些孩子不理解父母的苦心”。我打电话联系了一位来信读者，希望听听他的想法。
修三（七十三岁，化名）与同龄的妻子生活在日本西部一座大约有五万人口的小镇上。他们的儿子纪久（四十六岁，化名）高中毕业后就进了一家大型公司做技术员，住在东京，至今单身。修三居住的村庄以农户为主，街坊邻居大多与子女同住，还有不少三代同堂的家庭。修三的女儿（四十二岁）在十五年前结了婚，两个外孙已经上小学。但女儿一家住得远，坐新干线过来都要三个小时，只能在新年和盂兰盆节见见面。
“在聚会上见同龄的朋友讨论孙子的运动会，我真是羡慕。回到家里冷冷清清，有种说不出的寂寞。”
而纪久寡言少语，家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不结婚。他在东京买了公寓，但不知是为了独自生活下去而准备，还是为了结婚准备的。纪久自幼患有慢性消化系统疾病，尽管他很少提起，事实上这也可能是影响他结婚意愿的原因之一。
修三不想盲目催婚，给儿子太大压力，于是数年前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申请成为当地政府的“婚活助理”。他并没有给人牵线搭桥的经验，主要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深入婚活现场，能够更理解儿子的心思。
修三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过一场面向二十至四十多岁人群的相亲活动。当时，他看见一些外表老实的男士扭扭捏捏地站在墙边，于心不忍，上前问他们：“怎么了？”一人回答：“我没跟异性聊过天，不知该怎么搭话。”修三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沉默寡言，不擅长与异谈。但通过亲戚介绍，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两人仅仅吃过几顿饭，就毫不犹豫地定下了婚期。可如今，亲戚和公司都很少再为人安排相亲。他深切地感受到：“要是没人帮忙张罗，像我儿子这样住在大城市里、性格又内向的男人肯定会剩下来。”
通过报纸了解到“代理相亲”后，修三便想尝试一下。他爽朗地笑着说：“找个四十多岁的儿媳妇也没关系。我听说现在医术发达了，五十岁之前都能生。”
为了理解“儿子为什么不结婚”而特意去做“婚活助理”，修三的行动力令我佩服。这或许也反映出他真的非常渴望抱上孙子。他还得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答案——与过去相比，亲戚朋友帮忙介绍对象的情况变少了。
修三不仅没有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儿子，还尽可能地去理解儿子的想法。我认为，如果儿子能感受到他的苦心，父子坦诚交流，一定会有所收获。哪怕最后收获的并不是修三想要的答案。
我与这位女士相识已经十年有余，她是办事利落的职业女性，性格爽快但不过分张扬，平时也挺受异性欢迎。读到我们的连载，她很有共鸣，主动联系了我。我和她做了一次访谈，进而了解到，她长久以来一直为与父母的关系，尤其是与母亲的关系苦恼。聊起过去，她甚至落下泪来。
“如果能够拒绝父母，我就不必受伤了。”家住东京的美帆（三十九岁，化名）坦率地说。此时，她的母亲正在代替她相亲。
美帆的父亲在一家大型银行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她是独生女，小学、初中和高中上的都是私立贵族学校。从著名私立大学毕业后，她进了一家大型食品公司，成为综合职位的员工。
“我本来是正经又拘谨的性格，所以一直以来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不辜负父母的期望’。”
美帆的外祖父是外地城市的议员，母亲是家中长女，为找工作来到东京，后来与她的父亲相亲结婚，成了家庭主妇。母亲有两句口头禅：“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妈妈是为了你好。”美帆过去以为，母亲干涉孩子择校、择业是理所当然的。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第一志愿庆应大学，因为那是母亲最向往的学府。找工作时，她通过了日本首屈一指的IT公司的面试，却因为母亲建议她找一家更稳定的公司，没有入职。回想起来，人生中的每个重大抉择，她都会看母亲的脸色。
她进了一家食品公司，业绩在资历相当的人中一直数一数二。但为了做出成绩，她不得不牺牲私生活，频繁加班、放弃休假。二十多岁时，她交过一个男友，却因聚少离多无疾而终。到了三十三岁，父母突然开始催促她结婚，说：“这么大年纪了还没嫁出去，和父母住在一起，太不像样！别一门心思忙工作了，赶紧结婚！”父母原本很支持她的事业，美帆没想到他们会这么说，有些慌神，立即在一家婚介机构注册，并付了三十万日元的会员费。
然而，也许是因为美帆缺乏恋爱经验，每次相亲都会冷场。为避免事后遭父母反对，她总想先了解清楚对方的家庭背景，初次见面就问“令尊令堂在哪里工作”，从而招致对方明显的反感。
“读书做题的时候，只要努力就能解出正确答案。可婚活没有标准答案。越是努力，遭到的否定就越多，仿佛在告诉你‘你这人有缺陷’。”
三年来，她坚持抽出双休日的一天用于婚活，却迟迟不见成果，身心俱疲。一天，她发现头上多了一块硬币大小的斑秃，这才下定决心，告诉自己“到此为止吧”。
然而，母亲却开始积极参加代理相亲活动，看中的都是条件特别好的男士，比如“学历在早稻田/庆应以上”“年薪千万”“医生”“综合商社职员”……美帆已有三年的婚活经验，知道母亲的要求太高，觉得“条件这么好的人绝对看不上自己”。但出于负罪感，她没有提醒母亲。母亲也确实收到了好几封拒信。
自从父母说出“太不像样”这个词，美帆便开始怀疑他们的行为并不全是为她着想，而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母亲一边催她结婚，一边却在参加法事时跟亲戚撒谎说：“美帆有男友，但她想拼事业，所以要多观察下对方能否接受。”这件事令美帆确信了自己的猜测。但她心里还是充满矛盾，毕竟父母在一天天老去，她不想让他们失望。
美帆的情况并非特例。我周围还有好几位朋友也因类似的母女关系而十分苦恼，她们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
四十多岁的麻耶（化名）是一名国家公务员。作为独生女，她与母亲的关系曾经非常亲密，两人经常结伴购物、出国旅游。
麻耶每次谈恋爱，母亲都会给她出谋划策。大约十年前，通过朋友认识的男友向她求婚，却被她拒绝了。因为恋爱期间，她带男友回家见过家长，母亲打听了男方的职业和学历，认为他太过平庸，长相也普普通通。
几年前，麻耶与另一位同为国家公务员的男士结为夫妇。这个女婿姑且算是满足了母亲的期望。麻耶以为从此生活便能幸福美满，但母亲时常在他们夫妇二人的新家留宿，还不准她跟丈夫一起回婆家。丈夫批评她母亲不肯放手让子女独立，夫妻关系由此逐渐恶化，二人也一直没有孩子。
不论是美帆还是麻耶，她们的母亲都想摆布女儿的人生，她们自己则无比恐惧“让父母失望”，对此充满强烈的罪恶感。这两对母女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依赖共生”关系。我担心的是，即使美帆与母亲相中的人结了婚，婚后母亲也会在生育孩子、照顾老人的事情上多有干涉，令她陷入新一轮的煎熬。若想彻底摆脱这种痛苦，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真心祝愿她能做到。
即便如此，我们对“代理相亲”也无法一概而论，各家父母的心态亦不尽相同。但站在个人的角度，我依然对把婚姻大事交给父母定夺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关于“代理相亲”的报道发表后，几乎瞬间就在推特等社交平台扩散开来，大部分评论带有批判色彩。“这世界真是没救了”“子女不是父母的所有物”“他们只是在物色以后伺候自己的人吧”……年轻一代会有这样的反应，我们并不意外。还有人指出，代理相亲与旧时代的传统相亲本质并无不同，只是换了个称谓。
子女的心态也是因人而异，旁人无法评判。比如，有一位女士最终与母亲通过代理相亲找来的对象走到了一起。她告诉我说：“这样不必担心父母反对，所以进展得很快。多亏了母亲，我才能实现组建温馨家庭的梦想。”
如果父母和子女都满意，代理相亲或许也能与传统相亲方式一样高效，不失为一种明智之选。
然而，三十多年前的昭和式陈旧价值观却仍然困扰着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没有摆脱过去的传统观念，连政坛在涉及婚育问题时，也总会有政客发表不恰当的言论。
我还清楚地记得，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二〇一八年六月发表过这样一番言论：
他的发言令我不由得怀疑自己是不是回到了战争年代。一个人选择不生孩子，或者生不了孩子，可能有种种原因。结婚与否、生育与否本就是个人自由，由于收入、年龄或其他因素无法生育的也大有人在。政客难道不该多听听这些人的声音吗？
改元“令和”之后，类似的言论也层出不穷。二〇一九年五月，时任奥运担当大臣、素有“失言百货店”之名的自民党议员樱田义孝在千叶市的某场宴会上提到了少子化问题，并呼吁来宾：
这样的言论招来了各方的批判。那天他还表示：“最近自认为不需要结婚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很显然，他的言外之意是“不结婚便等于大逆不道”。这种话与其说出自政客，更像是出自在红白喜事上碰到的那种口无遮拦的亲戚大叔。
二〇〇三年，时任首相的森喜朗如此说道：“有些女人连一个孩子也不生，随心所欲、讴歌自由，老了又要用纳税人的钱来养她们，简直岂有此理。”二〇〇七年，时任厚生劳动大臣的柳泽伯夫称“女人就是生育机器”，掀起轩然。
观念陈腐并非男人的专利。二〇一七年，参议院议员山东昭子称“希望厚生劳动省对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进行表彰”。很难想象，“为国家生孩子”这一观念早已远远落后于时代，如今却依然频频出现。
发表这类言论的政客大多六七十岁，这一年龄段的人正是三四十岁那一辈的父母，也最热衷于代理相亲。他们一生都活在“女人就该结婚生子”的观念之中，不愿去理解时代的演变，更倾向于直接否定不结婚的人的一生。
对他们来说，说那些话或许并非失言，而是发自内心。观念陈腐的人想让女性为出生率下降承担全部责任。可是，让大量的女性被婚育压力摧垮，这不更是地狱般的图景吗？
日本政客如果不及时扭转观念，少子化问题只会越发严重。在采访过程中，我也接触到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议员（以年轻议员为主）。他们党派不同，性别不同，但都很关注出生率下降的问题，对婚恋观多元的社会有着深刻的理解。也许改写日本政治格局的第一步，就是有选举权的年轻人仔细审查议员的政见，积极参与投票。
第四章将围绕“生育”展开。在日本，这个话题总是和“婚姻”联系在一起。井上词子记者采访了几位不受传统观念束缚，在成为母亲的漫漫长路上不懈努力的女性，她们有的选择冷冻卵子，有的则主动当起了单身母亲……
在如今的日本社会，奉子成婚的艺人仍会被批评“不按顺序办事”，不过批判的声音已不如以前那般严厉刺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众并没有给上述这些女性足够的理解。但是，从今往后，伴侣、夫妻与家庭的形式或许会变得更加多样，我们有理由去了解各种选项。
“我希望成为母亲”——但愿这些女性的殷切渴望，能为各位读者带去些许触动。
我时常听到女性朋友这样说：“我是想要孩子的，但没有合适的结婚对象，所以生不了。”这背后的观念其实是：只有先结婚，建立起收入不低于“一般水平”的家庭，做好万全的准备，才有资格生儿育女。
尽管日本社会的价值观正日趋多元化，许多人的生育观念依然保守，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养育新生命一事抱有强烈的责任感。人们总是认为“未婚生子”就要自己承担全部后果，并且对别人结婚、怀孕的顺序指指点点。日本女明星在宣布结婚时，甚至往往还要声明自己没有怀孕。
另一方面，生育存在年龄限制，即使生殖医学日新月异，这一障碍也无法突破。近年来，“男性不育”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直到不久前，人们还是把不孕不育的责任归给女性。这也是许多二三十多岁的女性急于结婚的原因。问题在于，如果一个人希望结婚就能结婚，日本就不会发展成未婚社会了。在过去，日本女性若是结不了婚，就只剩两个选择，要么放弃生育，要么被动成为未婚母亲，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不过，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女性广泛参与社会生产，一些新的选项出现了。如今的日本女性既可以冷冻卵子以备不时之需，也可以主动选择未婚生育。
不过，在生育观念依然保守的日本社会，做出上述选择的人仍是少数，而且很有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得知这些选项的存在时，我的反应首先是惊讶，然后便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出于何种原因做了这样的选择”，由此产生了采访她们的想法。
很多人都会对新事物和不寻常的人生道路产生兴趣，但亲身实践的只是少数。接下来，我便向大家介绍几位为了抓住希望勇敢迈出第一步的女性朋友。
二〇一六年六月，NHK播出了一档关于“卵子的妊娠适龄期”的节目，让我意识到生育期限的存在。当时我正在公司值班，办公室里的电视几乎二十四小时开着，而我立刻就被这个节目吸引了。
节目提到，卵子会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不断老化。一旦超过三十五岁，无论身体的健康状况如何，受孕概率都会急剧下降。当年我刚过三十岁，几乎没考虑过生育年龄限制的问题。再加上四十多岁明星怀孕生子的新闻屡见不鲜，很多人或许都隐约持有一种印象：生育年龄期限已经大大延长了。
看了那期节目后，对生育年龄抱有毫无根据的乐观心态的人，大概都被浇了一盆冷水。我就此明确意识到了生育最后期限的存在，“三十五岁是女性的生育大限”这一观念也是从那时起日渐深入人心。
顾名思义，这是一种人工采集卵子，并将其冷冻储藏的技术。它原本是面向未婚女性的应急措施，用于应对生殖功能因治疗癌症或其他原因而恶化的情况。但近年来，受媒体报道等因素的影响，人们逐渐意识到卵子会老化，于是许多身体健康的女性也开始利用这项技术未雨绸缪。Facebook、苹果等美国大型企业为员工报销冻卵费用的新闻也引起了公众关注。
在采访之前，我隐约产生了这些想法。于是我将冻卵技术的出现视为未婚社会的典型现象之一，纳入了采写范围。
我首先采访了家住大阪的森田久美（四十岁，化名）。我是在某妇产医院主办的免费咨询会上认识她的。参加咨询会时，她已经基本明确了冻卵的意向，不久后就做了手术。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天。这天夜晚，全世界都沉浸在圣诞节的气氛中，三十九岁的久美则要独自前往大阪市的一家妇产医院。单身的她将在两天后进行冻卵手术，需要先去医院打针促进排卵。她已经连续打了整整八天促排针，卵巢在药物的作用下肿胀起来，裙子都变紧了。
久美在三十八岁那年第一次听说了冻卵技术。再往前推两年，她已在一家婚介机构注册，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对象，心里十分焦急。
至于是否真的能靠冻卵生下孩子，她也并不完全确信。但她已经不想每次来月经时，都为“卵子又变少”而焦虑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她按时躺进了手术室，心中百感交集。一方面，她为不必再来医院折腾而感到如释重负；另一方面则是不安和难以名状的尴尬。医生给她做了麻醉。大约十五分钟后，手术就结束了，当天即可回家。
医生采集了十二颗卵子，存放在液氮罐里。久美计划只存两年。由于冻卵项目不在医保范围内，久美一共需要支付六十多万日元的手术费和储存费，尽管如此，她的心情确实得到了纾解。
久美收获了安全感，但也承受了一些意料之外的麻烦。比如术前，她每天都得去医院打促排针，这一过程远比想象中辛苦，既会给身体造成较大的负担，又很耗费时间。
妇产医院每天都要接待形形的患者。久美做完手术，躺在床上休息时，听到医院工作人员对隔壁床位的病人说：“您还是跟丈夫商量一下吧。”她顿时感到难过，心想：“我一个人在这儿折腾什么呢？”
久美长相美丽，为人亲切随和，却也会因为年龄增长而倍感压力，焦虑到夜不能寐，最终欣慰地表示“我把卵子的时间暂停了”。这件事给了我不小的震撼。她充满感慨的话语至今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不过，久美告诉我，因为注射药物、来回跑医院过于耗费精力，她已决定未来不再冻卵，宁可把心思用来物色合适的伴侣。
冻卵能带来安全感，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她的复杂心情。
人们对冻卵技术寄予厚望。二〇一七年我开始采访时，大阪市奥克住吉妇产医院举办的免费咨询会几乎场场座无虚席。毕竟，冻卵作为划时代的先进技术引起了不少关注，媒体也不时报道海外企业为员工报销冻卵费用的新闻。
二〇一七年，我因采访结识了佐藤栞（四十六岁，化名），她也出于对年龄增长的担忧做了冻卵手术。栞家住关西，是公司职员，给人以安静、文雅的印象。向我描述自己摇摆不定的心境时，她的遣词造句也颇为严谨。
去医院和回家是两个方向，中间需要换乘好几趟车，颠簸一个多小时。两年多来，为了冻卵，她每个月都要在家与医院之间奔波一次，而她的最终目的，是为有朝一日结婚生子做准备。
栞第一次做取卵手术是在二〇一五年春天。她没有打针强行增加排卵数量，而是选择了一种更自然的促排方法，最后通过手术采集到了两颗卵子。为了减轻身体的负担，她每做一次手术都会休息一段时间，至今已经冷冻了十颗卵子。
栞是通过二〇一二年的一档电视节目了解到了冻卵技术的存在。因为时常目睹明星高龄产子的新闻，她一直将四十多岁生孩子看得稀松平常，得知卵子也会老化时很是惊愕。出于对新技术的担忧，她起初不敢冒险，最后考虑到自己已经四十五六岁了，才不再犹豫。母亲对此很担心，但她还是决定放手一搏。
“如果什么都不做，卵子只会不断老化。尽量把它们维持在年轻一点的状态，我就算是尽力了。”
高龄怀孕与分娩伴随着更高的流产率与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对母体造成的负担也更大。日本生殖医学会的意见是：“不建议四十岁以上的健康女性取卵，也不建议四十五岁以上的女性利用冷冻的卵子怀孕”。
但日本政府并未出台硬性规定，具体的年龄限制取决于各家医疗机构。奥克住吉妇产医院就有面向四十岁以上女性的冻卵服务，该院的医生船曳美也子表示，这是由于女性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
“女性的生殖机能确实会从绝经前十年开始下降，但有人三十多岁就绝经了，也有人五十多岁才绝经。四十多岁成功怀孕的例子也存在。”
“考虑到风险和对身体造成的负担，医疗机构会限制年龄也在所难免。我要是早点知道这个办法就好了。”
我很犹豫要不要把栞的经历写成报道。新的生殖技术总会引发种种争议。人工授精如今已被广泛应用于不孕不育的治疗，但“试管婴儿”一词最初是带有讽刺意味的。超过医学会建议的年龄却仍然选择冻卵，当然也会遭到一些人的批评。而且在如今的互联网社会，争议的火种一旦被点燃，当事人就可能遭受无休止的激烈抨击。
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有必要让更多人明白冻卵不是万能的。而且，这个案例为日本的性教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现有的性教育只普及避孕知识，却绝口不提生育的年龄限制（一味宣传名人高龄产子的大众媒体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最终，我征得栞的同意，刊登了她的经历。幸好读者并没有像我们担心的那样抨击栞的选择。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冻卵分明是全额自费的项目，当事人却仍然面临被抨击的风险，这也是冻卵议题的特殊之处。
近年来，“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概念从发达国家开始向周围普及，其主旨是“每个人在与自己身体相关的事情上都享有决定权”。比如在“生不生孩子”“生几个”“什么时候生”等方面，每个人都有权自己做决定。
但生育毕竟关系到他人的生命，所以也有人认为它超出了“个人自由”的范畴。个体自由和保护生命之间如何取得平衡——生殖医疗的发展始终伴随着这个极度微妙的问题。
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将冻卵视作遏制少子化的一线希望。千叶县的浦安市便是其中之一。
二〇一五年，浦安市出台的生育激励政策震惊了日本社会。市政府决定拨款补贴顺天堂大学医学部附属浦安医院，供其针对本市健康女性的冻卵项目开展研究工作。政府出资支持健康女性冻卵的例子放眼世界都非常罕见，因此这一举措引起了日本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这一补贴计划持续了三年（二〇一五至二〇一七），金额最高的一年达到了九千万日元。对于有意参与项目的女性，医院可免除通常高达四十万日元的费用。截至二〇一七年二月采访时，约有二十名女性接受了冻卵手术。
浦安市的政策有一大特征：要求冻卵女性的年龄在三十四岁以下。提议设置年龄限制的浦安医院菊地盘副教授解释了此举的意图，“我们希望通过限制年龄，促使人们产生‘要趁年轻尽快行动’的意识。”
许多人低估了怀孕和年龄之间的相关性。浦安市这一政策之所以严格限制年龄，正是对这种倾向产生了危机感。菊地副教授称“日本是全球第一的体外受精大国”。正如他所言，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在为不孕而烦恼。
问题在于，接受不孕治疗的女性大多在四十岁以上，而三十五岁以上的初产妇已经是高风险的“高龄产妇”了。根据日本妇产科学会在二〇一四年发布的数据，三十四岁以下女性的试管婴儿手术成功率约为20%，四十岁以上的却不到10%。
他指出，日本人对最佳妊娠年龄缺乏认识，“学校的性教育大都在强调避孕，却没人告诉学生卵子老化的知识与不孕症的危害”。
没有人可以责怪那些在不知不觉中上了年纪，只能求助于生殖医学的女性。但是冷冻不再年轻的卵子确实收效甚微。所以院方设置了年龄限制，目的是向大众释放“越早越好”的信息。
即使意识到了生育的年龄限制，人们也未必能在最合适的年纪生儿育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事着不稳定、低收入的非正式工作，且劳动时间过长，晚婚晚育的趋势因此愈发明显。
在浦安市，有意参加冻卵项目、出席了说明会的女性中，足有三分之一最终因工作而放弃。
“这就是日本的问题所在。如何为女性创造可以趁年轻生孩子的条件，是整个社会都需要考虑的。”
浦安市的补贴项目于二〇一七年如期结束。菊地副教授告诉我，在项目实施期间，共有三十四人冻卵，其中几人正尝试利用冷冻的卵子受孕。采访时，我刚好三十五岁。虽然我也认为设置“三十四岁以下”这一年龄限制不无道理，却还是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年龄的重压。
可即使如此，仍有不少年轻女性因为工作不得不放弃冻卵。理论上，如今除了少数特殊职业，大部分工作本身并不需要女性推迟婚育计划。这部分女性之所以放弃，或许还是人手短缺、劳动时间过长等职场环境因素所致；也可能是因为，三十岁出头的人才刚刚体会到工作的乐趣，不想离开岗位。不过，受疫情影响，日本社会迎来了工作方式与价值观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一些诊所接待的冻卵人数有所增加，这可能是因为居家办公日渐普遍，工作时间变得更灵活了。我们由衷希望社会能朝着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如果想要孩子，却没有结婚的计划，“未婚生育”也是一个选项。在日本，人们通常认为“未婚妈妈”是因为有苦衷才被迫选择了不结婚。然而放眼世界，尤其是欧美国家，很多地方早已不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非婚生子女。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女性就开始倡导这种生活方式，并自称为“主动单身母亲”。近年来，日本女性越来越独立，不再有趁早结婚的必要，也有人表示“不想勉强走进婚姻，只是想要孩子”。我猜想，选择未婚生育的人也许会有所增加。了解到日本也有主动单身母亲群体后，我便决定围绕她们进行采访。
这部分女性不受婚姻制度束缚，按自己的意愿怀孕生育。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与她们抱持的家庭观有着很大的关系。
藤波塔子（四十八岁，化名）是我采访的第一位主动单身母亲（二〇一八年）。她一边经营自己名下的公司，一边养育独生女，强势的职业女性气质中透着一丝母性的柔情。她遇到了理想中的对象，决定生下属于他们的孩子。但由于双方都很忙碌，生活节奏难以协调，她最终选择了未婚生育。
二〇〇七年二月，塔子生下了女儿。未婚生育的决定，是她与当时的男友岛田哲（化名）商量后最终做出的。
塔子的父母离了婚，但一家人依然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因此她持有“家人之间的纽带不需要制度来维系”的观念，一直没有结婚的意愿，对生儿育女也并无兴趣。然而与男友相爱后，她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但男友阿哲并不想要孩子。于是塔子开始了漫长的劝说。阿哲起初不为所动，最后还是被她的热忱改变了想法。他们也考虑过“事实婚姻”这种生活方式，却无法在工作、生活安排等方面为彼此妥协。最终，阿哲让步了，同意塔子在不结婚的状态下生育二人的孩子。孩子的名字是他们商量着取的。女儿出生几年后，他们分手了，但在确认父女关系、支付赡养费等方面二人没有闹过矛盾。
阿哲经常去国外出差，所以即便在分手前，他与塔子母女相处的时间也有限。塔子当时刚创业不久，还要照顾婴儿，经历了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但她从未产生过“有丈夫帮忙就好了”的念头，而是认为：“如果我结了婚，就不得不做更多家务，反而会更辛苦。”
女儿绫香（十一岁，化名）从小就听母亲说，她的父亲不和她们一起住，但这不是问题，世上本就有各种各样的家庭。直到现在，绫香每年生日都能收到父亲送的礼物。
像塔子这样自愿在没有配偶的情况下生育的女性就被称为“主动单身母亲”。这个起源于美国的概念在日本不太有名，不过法人组织“女性与育儿研究所”的代表高田真里等人创建了一个主动单身母亲研究交流小组，近年来该小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咨询量直线上升。
该组织于二〇一八年三月举办了一次单身母亲交流会，共有七位三四十岁的女士参加，其中有的还在考虑，尚未有行动。大多数人与男友生下了孩子，也有人借助了外国的库。
高田代表表示：“目前不是任何人都能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毕竟单身母亲需要有人帮忙照看孩子，或者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雇保姆。”
但她补充道：“婚姻并非最终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如果你有明确的人生规划与事业规划，未婚生育也未尝不可。”
高田代表告诉我，尽管目前疫情越来越严重了，她仍然收到了大量的咨询邮件与入组申请。组员们也会自发组织线上交流会。
塔子对她的选择既自信又坦荡。这大概是因为她有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围着家庭打转。我时常听到女性朋友感慨，只要有足够好的抚养条件，即使单身也会考虑生育。然而，二〇一九年的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日本单亲家庭的贫困率高达48%。单身母亲的家庭处境更是艰难，收入普遍较低，感觉“生活困苦”的家庭高达近87%（详见图2）。由于经济原因被迫放弃生育的人不在少数。我感到，日本有必要对工作方式和社会制度做出调整，以免独自抚养子女的女性陷入困境。
二〇一八年，我认识了特立独行的加藤结子（三十二岁，化名）。她性格随和、待人亲切，毫不避讳地与我分享了自己那称得上令人瞠目结舌的生育经历。不过，她望向孩子睡颜的目光是那样深情，令我感到过程如何，也许并不重要。
她没有结婚，但在二十九岁时有了生孩子的想法。之后的一年多里，她探索了各种可行的办法。如今，她在母亲和朋友的帮助下抚养孩子。
萌生要孩子的想法时，结子正与当时的男友住在一起。但男友的生活方式很混乱，她无法想象和这样一个人走进婚姻。
后来她又接触了几个人，然而在确定关系之前就提出想要孩子确实太过突然，容易吓退对方。她也曾和情投意合的人同居，但双方的婚姻观不合，没能走到最后。尽管又以失败告终，但她并没有放弃。
二〇一六年秋天，结子遇到了小山真（三十一岁，化名）。他完全符合结子的理想型。结子决定：“就是他了！”
第三次见面时，结子便对他表达了好感。根据以往的经验，她没有急于求成，而是谨慎地表示自己有生孩子的意愿。阿真的反应很平淡，但没有明确拒绝。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下旬，结子怀孕了。父母很高兴，他们知道女儿一直想要孩子。不过，尽管结子早就告诉过阿真，不会因为孩子的事给他添麻烦，阿真得知这一消息时还是惊愕又慌乱。
后来，结子知道了孩子的性别，也更加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即将成为母亲。她心中的期待不断膨胀，激动地等待着梦想成真的那一刻。阿真起初对此比较消极，但在陪同结子做产检的过程中，他的态度有所缓和，最后还陪产了。
另一方面，结子对婚姻制度的质疑也更深了。日本法律规定，夫妇必须使用同一姓氏，通常是女方冠夫姓。但她喜欢自己的名字，不想失去它，也不想剥夺对方的姓名。她认为：“这种制度非要夺走陪了你三十多年的名字，实在令人沮丧。”
去医院做检查时，身边有人陪伴会更加安心。但这并不代表结子希望结婚。她确实需要一个亲密度适中的伴侣，却希望和朋友们一起抚养自己的孩子。怀孕期间，结子跟阿真商量后决定不登记结婚，阿真也不需要办手续确认父女关系。
采访期间，我也和阿真聊过。他的想法有过变化，内心也曾充满矛盾，不过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谈及结子时说：“不管怎么样，我很感激她。”他们之间一定有过旁人难以揣测的亲密时光与情感交流。
结子选择了打破常规的活法，也许很难被大众理解。但我认为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赋予一切意义。从今往后，她必然也会全力以赴，经营自己形式独特的家庭。
例如，漫画家华京院玲（三十二岁，笔名）曾公开表示自己是主动单身母亲，借助海外库独自完成了怀孕生子的全过程。
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开始关注海外库。家住关东的漫画家华京院玲便是其中之一。因为意识到自己是“无性恋者”（无性恋者属于性少数群体，特征是既不爱男人，也不），她不想结婚，但想拥有血脉相连的家人。
小玲从小就对性别感到别扭。她对女孩的游戏不感兴趣，也不想当男孩。长大些后，无论男女都无法对她产生性吸引力，周围人的爱情故事也无法引起她的共鸣。长年以来，她都为这种隐秘的取向问题所困扰，二十岁后才清楚地意识到：“原来我是无性恋，对男人或女人都不会产生心动的感觉。”
作为独生女，小玲心中产生了对家人的强烈渴望。她考虑过领养孩子，但做过功课后发现，单身人士很难满足领养条件，于是她只能做出一个决定：自己生。
除了借助库，小玲没想到其他途径。她从二十七岁开始收集相关信息，了解到日本没有可供单身女性使用的库。虽然有一些人愿意免费捐赠，但她出于种种顾虑，还是决定使用美国的库。
库网站上公布了捐赠者的情况，包括种族、身高、学历等个人信息。小玲本想找亚裔捐赠者，但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只能退而求其次，将条件放宽到没有病史、能在孩子十八岁时取得联系。
注册该网站的捐赠者并不少，但缺货是常态，每次一有身体健康且条件优越的捐赠者出现，便会遭到哄抢，以至于小玲不得不用排除法进行筛选。“我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种场面。”小玲不无震撼地说。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小玲进行了第一次尝试。这笔订单包括邮费在内的费用约为三十万日元。通常下单后，会以冷冻状态寄来。买家需要自行解冻，抽到针筒里，再注入子宫。
这样是否真能怀孕，小玲也是半信半疑。她以平静的心态独自操作。第一次尝试虽以失败告终，但她并未气馁，第二个月再接再厉。一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二〇一六年秋天，她的孩子出生。
在日本，有关捐赠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所以单身女性只能求助于个人志愿者，或是像小玲这样使用海外库。
“其实日本有很多人希望能使用库，她们的需求完全被忽视了。”小玲对此愤愤不平。她希望政府认可这个群体的存在，完善相关法律。
现在，小玲和女儿一起过得很美满。她有意再次借助海外库怀上孩子，并且已经开始尝试。小玲告诉我，她这么做的原因是，女儿以后或许会为自己的身世烦恼，她不希望女儿觉得自己是孤零零的。这一次，她对捐赠者的要求仍然是，希望孩子年满十八岁时联系得上对方。
截至二〇一八年采访时，日本还未针对涉及第三方的辅助生殖医疗行为（包括捐赠、卵子）制定法律。换言之，这是法律上的空白地带。直到二〇二〇年九月，菅义伟内阁成立，局势才发生转变，不孕治疗与生殖医学开始受到关注。政界迅速采取行动，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出台了关于亲子关系的《民法特例法案》。法案的中心思想是，如果女性利用第三方捐赠的卵子生下孩子，法律将认定接受捐赠的一方为生母，而非捐赠方。法案还明确规定，如果妻子在征得丈夫同意后使用第三方捐赠的生育，丈夫不能否认自己与孩子的亲子关系。这意味着“第三方捐赠”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不过，上述法案没有明确规定孩子是否有权知晓自己的遗传学父母，也没有关于或卵子交易的限制条款。或卵子捐赠者的信息管理及披露机制也尚未建立。有关部门表示，专家将进行为期两年的深入探讨，从而得出最终结论。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客的热情与时机，因此，法案能推进到何种程度尚不明朗。不过，随着日本社会的未婚化与晚婚化趋势愈演愈烈，使用第三方提供的或卵子生儿育女的人越来越多。若不采取措施，未来甚至可能出现“同一捐赠者的后代因不知情而结为夫妇”的情况。希望有关部门能考虑到这一些孩子，尽快采取具体措施，规范整个环境。
另一方面，小玲虽然也使用了第三方提供的，但她的情况比较特殊：她没有结婚，而且借用了海外库。听她叙述自身经历的时候，我大开眼界。不过，她以怜爱的语气谈起自己的孩子时，与我见过的任何一位母亲都别无二致。
这两个群体都盼望成为母亲，但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那些选择或正在考虑冻卵的人似乎都有很强的责任感，而且行事谨慎。主动成为单身母亲的人则给我留下了“对自己诚实、思想开放”的印象。
也有女性因为查出了某种疾病，希望在手术治疗前冷冻一些卵子备用。总之，冻卵的理由因人而异。
有人说，冻卵会使女性失去紧迫感，错过最佳婚期。但坦诚地讲，我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如果一个人能承受高昂的费用以及频繁去医院的麻烦，那旁人并没有理由反对。在采访结束后，我甚至都产生了尝试一下的念头。
除了因为冻卵需要克服许多现实的障碍，更重要的是，我有了自己并非一定要生育的想法。通过日本的领养及寄养制度，以及其他种种有形无形的方式，我也可以养育一个孩子，帮助到儿童。
刚开始采访时，我的侧重点还是“如何应对少子化”。但在倾听大家故事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想要的人生。这世上本就存在想生却生不了的人群。有意愿生儿育女的人，大可权衡各种方法的利弊，自行选择。如果并不执着于生养孩子，静下心来品味自己的人生也未尝不可。无论选择哪条路，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
疫情彻底改写了我们的生活。正在择偶的人结识异性的机会变少，准备结婚的人婚期推迟，孕妇置身的环境也在不断恶化，承担的风险更大。二〇二〇年春天第一波疫情来袭时，有专家指出孕妇更容易发展成重症，以至于日本生殖医学会发表声明，要求医生们建议患者推迟不孕治疗（后来医学会又发表了一份声明，呼吁在采取防疫措施的前提下重启治疗）。越来越多的人推迟了生育计划。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二〇二〇年一月至十月上报的怀孕人数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约5%。二〇二一年一月，厚生劳动省又针对孕妇的重症风险做出了官方说明：“没有基础疾病的孕妇与非孕妇在重症风险上并无区别（患有呼吸道传染病的除外）。”
然而，在饱受日本各地医疗体系疫情冲击的大环境下，大量医院已无力接纳急诊患者，人们更加不可能放下心来怀孕生子。
不过我们也能看到一线希望。二〇二〇年九月成立的菅义伟内阁有意大力扶持不孕治疗项目的发展。从二〇二一年一月开始，政府将大幅扩充不孕治疗费用补贴，并争取在二〇二二财年将相关项目纳入公共医保。对于扩大医保覆盖范围一事，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可能扩大到什么程度也尚不明朗，但政府明确表态支持，还是值得赞扬。
菅首相恐怕也不认为仅靠支持不孕治疗就能解决少子化问题。他还计划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包括增设保育设施以减少待机儿童[1]；创设“男性版产假制度”，如允许丈夫与妻